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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四川国豪种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植物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2010-07-06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渝高法民终字第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国豪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松垭镇农科区。
法定代表人敬甫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福礼,四川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涛,四川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高峰寺村。
法定代表人唐洪军,院长。
委托代理人罗全钰,重庆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晓禾,重庆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国豪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豪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植物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5日作出(2008)渝五中民初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国豪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国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福礼、陆涛,农科院的委托代理人罗全钰、刘晓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3月22日,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作出了《重庆市农业局关于发布第十四次农作物品种审定结果的通知》,载明审定通过了19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组合),其中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所)的渝单9号作为杂交玉米新品种通过了审定。审定意见认为,该组合以自选系268-3为母本,外引系162-3为父本杂交组配而成。生育期适中,果穗粗大,单株生产力较高,持绿期较长,是一个高产、多抗、大穗型杂交玉米组合,适于重庆市平坝、浅丘区推广种植。同日,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向农科所颁发了《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书》,载明该单位选育的杂交玉米新组合“渝单9号”(品种来源:自选系268-3*外引系162-3杂交组配而成)经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一届六次全委会审定通过等内容。当日,农科所与国豪公司签订了《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约定农科所将渝单9号玉米品种的生产经营权授予国豪公司,农科所不再寻求第三方或直接生产经营该品种;国豪公司一次性支付农科所育种补偿费15万元,并从2005年起按生产数量支付农科所品种使用费每公斤0.5元;国豪公司计划种子生产量2005年15万公斤,2006年30万公斤,2007年60万公斤,2008年100万公斤,国豪公司并承诺2005-2008年生产数量若达不到前述规模,仍按前述规模支付农科所品种使用费。若超过前述计划,则按实际数量支付品种使用费。2008年以后,按实际生产量支付农科所品种使用费,并由双方共同核实种子生产量;关于付款方式,双方约定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一次性付清育种补偿费,并在安排当年种子生产前(每年1月底前)按前述计划规模支付50%,余下的在当年12月前支付;合同还约定,农科所负责亲本繁殖,确保按约定数量提供国豪公司合格亲本,并对亲本质量负责。农科所向国豪公司提供制种技术资料,并负责有关品种审定和成果保护工作。国豪公司在每年1月30日前书面告知农科所下季(年)所需亲本数量,并确保按约定数量、价格购买。且合同约定,由国豪公司独立承担有关商品种子生产、销售责任;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若有违约且协商不成,合同自动终止,由违约方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00万元;双方就争议的解决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经友好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仲裁机构仲裁。该合同约定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6年。合同签订后,国豪公司于2004年3月30日通过电汇方式向农科所汇款15万元,并注明用途为育种补偿费。2005年3月15日,国豪公司以传真形式针对农科所之前的传真作出答复,称其将严格履行《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关于渝单9号,国豪公司表示其已经一次性支付育种补偿费15万元。鉴于渝单9号2004年在新疆试制了七个点,因雌穗生长异常,基本绝收,不可能大面积制种,因此与农科所协商与支付渝单11号的款项一起暂付50万元。此外,国豪公司在传真中提出降低亲本种子价格并要求农科所提供技术资料。2005年3月22日,农科所传真回函称,关于渝单9号2004年在新疆试制七个点雌穗生长异常现象,该所技术人员曾于2004年与国豪公司联系过关于渝单9号试制问题。农科所分析认为产生异常现象的原因可能是1、花期不遇;2、天气干旱,花粉死亡或生活力下降;3、花丝生活力下降。农科所提出,如国豪公司认为有必要,当年可以派科技人员实地开展技术服务。农科所在回函中还表示,该所科技人员在得到国豪公司电话通知后,于当年2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将技术资料发送给了国豪公司,若没有收到,农科所可以再发传真或信件给国豪公司。最后,农科所希望国豪公司认真履行《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在2005年3月底前向农科所支付渝单9号2005年品种使用费3.75万元。2005年3月25日,国豪公司针对农科所3月22日的传真回函答复称,2004年其在新疆试制了七个点的渝单9号全部失败,2005年只能继续试制,不敢大面积制种,如果农科所能够派科技人员实地开展技术服务,其当然欢迎,这样就能够把渝单9号的制种面积扩大到300亩。国豪公司在回函中表示,作为玉米开发部门,在支出了大量费用后,又不能开发两个品种,已经陷入了开发困境中,因此仍然希望与渝单11号的款项一起暂付50万元。2005年7月12日,国豪公司通过电汇方式向农科所汇款50万元,注明汇款用途为玉米品种使用权。庭审中,农科院主张该50万元汇款中有7.5万元是支付的渝单9号玉米品种使用费,其余款项是用于支付渝单11号的经营权转让费。国豪公司则认为该50万元汇款与渝单9号无关。2005年8月10日,陕西省勉县种子公司向国豪公司发函称,国豪公司委托生产的60亩渝单9号从目前的大田表现看将绝收,要求国豪公司派人到该公司制种基地进行确认。2005年8月20日,新疆新特丽种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丽公司)向国豪公司发函称,国豪公司委托该公司代制的杂交玉米品种渝单9号,目前在生产上与2004年多点试制的表现一致,将可能面临绝收的境况,要求国豪公司派遣专家到该公司制种基地进行鉴定。2005年9月18日,新特丽公司再次发函给国豪公司表示,该公司为国豪公司代制的渝单9号杂交玉米品种的大田表现,国豪公司已于8月25日派专家进行了鉴定,要求国豪公司派人监督收储过程。2005年10月25日,新特丽公司向国豪公司出具了《关于“渝单9号”制种情况说明》,称国豪公司委托该公司代制的杂交玉米品种渝单9号300亩收种16000多公斤,每亩仅收53公斤。在制种中父母本生长都很正常,父母本花期相遇良好,从前期看产量潜力较大,但抽雄后,雌穗发育时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母本同一穗位雌穗分蘖较强,雌穗较多,呈香蕉状,影响了主穗的正常发育。由于此种现象发生在80%以上,造成了空杆率高,严重影响了产量。此种情况2004年在该公司多区域试制中已向国豪公司进行了说明。对于给制种户造成的巨大损失(按合同每亩1200元计),要求国豪公司承担。2008年1月29日,陕西省勉县种子公司也出具证明称,2005-2006年度,国豪公司委托该公司进行试制工作,其中渝单9号玉米共试制26亩,由于该县玉米制种基地处于高海拔(1400米)山区,气候复杂,受低温连阴雨等天气影响,加之该品种制种难度大,平均亩产36.5公斤,该公司给制种农户赔偿了损失。陕西省勉县种子公司表示,该品种在该县试制不成功,无法在该县高海拔地区制种。2006年3月9日,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了《关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同意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重庆市果树研究所、重庆市作物研究所、重庆市茶叶研究所和重庆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合并组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并撤销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5个单位。2008年1月14日,农科院委托律师向国豪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国豪公司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立即停止渝单9号玉米品种的生产经营并在15日内付清所有拖欠的合同款项及违约金额,否则将终止《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并收回渝单9号玉米品种的生产经营权。2008年1月28日,国豪公司委托律师回函称,国豪公司根据农科所提供的亲本和技术资料,先后在新疆、陕南等地组织生产,产量极低,不具备相应的经济价值,也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最低生产量。国豪公司认为造成这些问题是因为农科所提供的亲本存在缺陷,且农科所未能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2008年4月23日,农科院再次委托律师向国豪公司发出律师函,称鉴于国豪公司长期拖欠渝单9号品种相关费用,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因此提出从函件送达之日起正式解除渝单9号《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农科院收回渝单9号《玉米品种合作合同》中所约定给予国豪公司的一切权利,包括该品种生产经营权等,要求国豪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和经营该品种。农科院在函件中还要求国豪公司做好该品种的技术保密工作,确保该品种的种源技术不扩散流失,并保留因国豪公司严重违约给农科院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索赔的权利。该函件于2008年4月29日送达国豪公司。国豪公司于2008年5月8日委托律师回函表示,其发现农科院函件的主要内容与事实不符,国豪公司不能接受。后农科院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书,重庆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11月19日向农科院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双方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以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但是该仲裁协议中既未约定仲裁地点,也未约定仲裁机构的名称,属无效仲裁协议,因而决定不予受理农科院的仲裁申请。农科院遂提起本案诉讼。
农科院诉称,2004年3月22日,农科所与国豪公司签订了渝单9号《玉米品种合作合同》,重庆科华生态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为该合同的履行出具了《担保书》。合同履行中,国豪公司仅向农科所付款两次,共计人民币225000元,拖欠渝单9号玉米品种使用费95万元。国豪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遂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解除农科所与国豪公司于2004年3月22日签订的渝单9号《玉米品种合作合同》;2、判令国豪公司立即向农科院支付渝单9号玉米品种使用费95万元,违约金100万元,共计195万元;3、判令国豪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国豪公司答辩称,与其签订《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的主体是农科所,而非农科院,且该合同没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也未予以公告,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渝单9号没有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利,其本身也没有其他知识产权,农科所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手段,国豪公司根据合同取得的生产经营权得不到任何保障;合同约定的有效期为6年,农科院要求国豪公司支付全部玉米品种使用费缺乏依据,且农科院所主张的部分使用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农科院要求国豪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理由不成立,且金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农科所在2005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国豪公司交付足额的亲本种子,自2006起再未向国豪公司提交种子,所提交的亲本种子也存在瑕疵,导致无法生产,农科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技术支持,违反了合同约定,因此农科院也无权要求国豪公司支付玉米品种使用费。此外,国豪公司还认为农科院起诉所称重庆科华生态园林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供的担保不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关于渝单9号杂交玉米品种的实施许可合同纠纷。农科所与国豪公司签订的《玉米品种合作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国豪公司认为,该合同约定了品种权的转让,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未经农业部登记公告,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第1.1条约定,该合同的主要目的是由农科所向国豪公司转让渝单9号的生产经营权,合同中并没有关于转让渝单9号品种权的约定,因此国豪公司提出《玉米品种合作合同》未生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并非依法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该合同应当根据约定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于国豪公司认为《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应以农科所就渝单9号享有品种权为生效条件的理由与合同约定内容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因农科所后改制为原告农科院,所以农科所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由农科院继受。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国豪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玉米品种合作合同》是否应当解除;2、国豪公司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3、农科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约定,国豪公司受让渝单9号生产经营权后的主要义务即支付育种补偿费和品种使用费。国豪公司于2004年3月30日通过电汇方式向农科所汇款15万元,并注明用途为育种补偿费,履行了合同关于一次性支付育种补偿费15万元的义务。但合同还约定,从2005年起,国豪公司应以每公斤0.5元的标准并按生产数量支付品种使用费。其中,合同第2.3条约定,国豪公司计划,种子生产量2005年15万公斤,2006年30万公斤,2007年60万公斤,2008年100万公斤。虽然国豪公司提出其实际生产数量没有达到计划数量,但合同第2.4条约定,国豪公司承诺,2005-2008年生产数量,若达不到前述规模,仍按上述规模支付品种使用费。若超过上述计划,按实际数量支付品种使用费。因此,国豪公司应当向农科院支付品种使用费2005年为7.5万元,2006年为15万元,2007年为30万元,2008年为50万元,共计102.5万元。关于付款方式,根据合同第3.2条约定,应在安排当年种子生产前(每年1月底前)按计划规模支付50%,余下的在当年12月前支付。本案中,国豪公司除支付15万元育种补偿费外,仅于2005年7月12日向农科所汇款50万元,注明汇款用途为玉米品种使用费。根据国豪公司之前的函件,证明该50万元汇款是国豪公司用于支付关于渝单9号与渝单11号两份合同项下的欠款。由于国豪公司没有说明50万元汇款中用于支付本案合同项下品种使用费的具体金额,农科院提出其中7.5万元属支付本案合同项下2005年度品种使用费符合合同第2.3条约定,应当予以支持。因此,国豪公司除支付15万元育种补偿费以及2005年度品种使用费外,没有支付2006年-2008年的品种使用费,违反了《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违约行为,农科院有权解除合同。农科院在2008年1月14日向国豪公司发函催收欠款后,于2008年4月23日又向国豪公司发出律师函,以国豪公司长期拖欠渝单9号品种相关费用为由要求从函件送达之日起解除《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后国豪公司于2008年5月8日的复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了该函件。一审法院认为,农科院以通知方式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应自2008年4月29日通知到达国豪公司时解除。关于第二个问题,国豪公司违反了《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约定,应当向农科院支付尚欠的品种使用费并赔偿延期付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国豪公司已经支付了2005年度的品种使用费,且《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已于2008年4月29日解除,因此国豪公司应向农科院支付2006年度、2007年度以及2008年1-4月的品种使用费,共计616667元。至于农科院要求国豪公司支付2008年5月以后的品种使用费,因合同已经解除,应当不予支持。国豪公司提出,农科院主张的品种使用费部分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第3.2条约定,国豪公司拖欠的品种使用费,最早应在2006年1月底以前给付,其诉讼时效应截至到2008年1月31日。但由于原告于2008年1月14日向国豪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国豪公司在15日内付清所有拖欠的合同款项及违约金额,因此其诉讼时效已经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农科院于2008年1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国豪公司支付2006年至2008年间的品种使用费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另根据合同第6.2条约定,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若有违约且协商不成,合同自动终止,由违约方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先约定的,当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具有预定性和确定性的特点,属于当事人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因国豪公司的违约行为属于延迟履行违约,因此合同约定的100万元违约金过分高于国豪公司延迟履行付款义务所造成的损失。根据国豪公司提出的减少违约金金额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国豪公司应向农科院支付违约金6万元。关于第三个问题,国豪公司提出农科所没有提供足够的亲本种子并且所提供的渝单9号玉米种子不具备植物新品种的特性,没有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因而违反了《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农科所向国豪公司提供足够的亲本种子是确保合同得以履行的前提,但根据合同第5.3条约定,国豪公司应在每年1月30日前书面告知农科所下季(年)所需亲本数量,并确保按约定数量、价格购买。本案中,国豪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农科所书面告知了下季(年)所需亲本数量,因此国豪公司认为农科所没有提供足够的亲本种子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根据合同第5.1条约定,农科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亲本繁殖,确保按约定数量提供国豪公司合格亲本,并对亲本质量负责。在《玉米品种合作合同》中,双方并没有对渝单9号亲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约定,双方当事人也未能在诉讼中就渝单9号亲本的质量标准达成一致。关于国豪公司要求对渝单9号及其亲本的品种特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重庆市农业局关于第十四次农作物品种审定结果,渝单9号属于杂交玉米新品种,是以自选系368-3为母本,外引系162-3为父本杂交组配而成,其生育期适中,果穗粗大,单株生产力较高,持绿期较长,是一个高产、多抗、大穗型杂交玉米组合。该审定内容包括了渝单9号的特征特性、丰产性、适应性、抗病性等方面,其结果足以证明渝单9号及其亲本具有植物品种所应当具有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因而一审法院对国豪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此外,在《玉米品种合作合同》中,并未约定农科所应当就渝单9号或其亲本取得品种权,也未约定渝单9号或其亲本应当具备取得品种权所必须的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因此不能以取得品种权所需的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作为合同关于渝单9号亲本所约定的质量标准。所以,国豪公司以农科院没有就渝单9号取得品种权以及渝单9号不具备植物新品种的特性为由,认为农科院违约缺乏合同依据,应当不予支持。至于国豪公司提出由于农科所提供的亲本存在缺陷,导致国豪公司种植渝单9号失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新特丽公司和陕西省勉县种子公司给国豪公司发送的函件以及证人证言,证明渝单9号在新疆、陕西试制时,确实出现了空杆率高,产量较低的现象。但是国豪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导致试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农科所提供的渝单9号亲本存在缺陷所致。新特丽公司给国豪公司发送的函件中称“在制种中父母本生长都很正常,父母本花期相遇良好,从前期看产量潜力较大,但抽雄后,雌穗发育时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母本同一穗位雌穗分蘖较强,雌穗较多,呈香蕉状,影响了主穗的正常发育。”而陕西省勉县种子公司也出具证明称“由于该县玉米制种基地处于高海拔(1400米)山区,气候复杂,受低温连阴雨等天气影响,加之该品种制种难度大,平均亩产36.5公斤。”陕西省勉县种子公司还称“该品种在该县试制不成功,无法在该县高海拔地区制种。”由此可见,在渝单9号的试制过程中,父母本生长都很正常,问题主要出现在抽雄之后,并且与试制的地域气候、环境存在一定关系。根据重庆市农业局关于第十四次农作物品种审定结果,渝单9号适于重庆市平坝、浅丘区推广种植。国豪公司在陕西、新疆等高海拔地域试制渝单9号存在可能失败的风险。根据国豪公司的复函证明,其于2004年在新疆试制渝单9号时就已经知晓试制存在失败风险,但并未对亲本质量表示异议,之后又继续在新疆、陕西等高海拔地区试制。况且根据合同第1.1条约定,国豪公司是基于对渝单9号的综合了解,决定受让该品种的生产经营权,并根据合同第5.4条约定,由国豪公司独立承担有关商品种子生产、销售责任。因此,国豪公司因试制渝单9号失败提出农科所提供的亲本存在缺陷而违约于法无据,应当不予支持。此外,国豪公司还提出农科所没有按照合同第5.2条约定提供制种技术资料。根据农科所与国豪公司的往来函件证明,农科所曾发函表示其科技人员在得到国豪公司电话通知后,于当年2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将技术资料发送给了国豪公司,若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传真或信件给国豪公司。之后国豪公司未要求农科所再发关于渝单9号技术资料的邮件。而国豪公司在2008年1月28日回函中也称,国豪公司根据原告所提供的亲本和技术资料,先后在新疆、陕南等地组织生产。因此,本院认为,国豪公司已经收到了农科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农科院没有违反合同第5.2条约定的义务。综上所述,农科所与国豪公司签订的《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合法有效,因农科所后改制为原告农科院,农科所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由原告农科院继受。《玉米品种合作合同》自农科院向国豪公司发出的律师函送达国豪公司之日起已经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国豪公司没有按期支付2006年-2008年的品种使用费,违反了《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支付欠款和违约金的法律责任。国豪公司应依约向农科院支付2006年度、2007年度以及2008年1-4月的品种使用费,共计616667元,并因其延迟履行付款义务,应向农科院支付违约金6万元。至于国豪公司提出农科院存在违约行为的抗辩理由因无充分证据证明且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农科所与国豪公司2004年3月22日签订的《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已经于2008年4月29日解除;二、国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农科院支付品种使用费616667元;三、国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农科院支付违约金6万元;四、驳回农科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350元,由国豪公司承担。
国豪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一、二、三项,改判驳回农科院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国豪公司关于对渝单9号玉米种及其亲本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科院承担。其理由是:1、农科院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合同相对方是农科所,而非农科院,农科所的资产包括债权属于国有资产,其上级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未批准农科所的债权债务并入农科院,农科院仅出示人事部门对农科所的机构编制调整文件不能证明其继受农科所的债权。2、《玉米品种合作合同》没有解除合同的约定,农科院发出的律师函提出的是“终止合同”,农科院超出举证期限后请求判令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不应支持。3、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合同没有关于植物新品种权及植物新品种特性的约定,则本案不应属于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不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4、《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约定期限是6年,如果仅履行4年就解除,就不应按照6年的期限全额支付育种补偿费15万元。5、《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约定每年按生产量支付品种费,这是分阶段履行的双务有偿协议,不是针对同一义务的分期付款,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故农科院部分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6、即使国豪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每年1月30日前书面告知农科所下季(年)所需亲本数量,农科所也应按约定的计划生产数量提供亲本。农科所未按合同约定的计划生产数量提供亲本种子,国豪公司无义务支付对应的品种使用费。7、合同序言部分声明渝单系列玉米品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合同中也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制种技术资料,并负责有关品种审定和成果保护工作”,但是渝单9号没有向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也不享有任何独立的知识产权,农科所未进行任何成果保护工作,应当承担违约责任。8、国有单位在国内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审批机关登记,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本案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也未经农业部登记、公告,尚未发生法律效力。9、渝单9号玉米种及其亲本不具备植物品种的特性,造成本案合同无法履行。国豪公司申请对渝单9号玉米种及其亲本的品质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却以渝单9号玉米种本身的审定结论推断渝单9号及其亲本的品质,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依法进行司法鉴定。10、农科院在一审中伪造担保书、虚构担保人,国豪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并申请对担保书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在本案管辖权异议阶段以该问题属于实体问题为由决定不予鉴定,但在实体审理阶段又告知国豪公司管辖权问题已经确定,无须对担保书进行鉴定。应当对担保书原件的文字打印时间和印章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
农科院答辩称,一、时效问题。国豪公司拖欠的品种使用费最早应在2006年1月底前支付,诉讼时效应截止到2008年1月31日,由于农科院于2008年1月14日向国豪公司发出了催收欠款的律师函,国豪公司已收到该函,诉讼时效已经中断,应当重新计算。故农科院于2008年12月11日提起诉讼,要求国豪公司支付2006年至2008年的品种使用费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程序问题。1、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6年3月9日下发的《关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证明农科所等五个单位合并为农科院,故农科所在本案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由改制后的农科院继受,农科院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2、管辖权异议已经被法院两审终审,驳回异议,本案不再涉及管辖权问题。3、登记并不是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合同的生效要件,且农科院和国豪公司签订的合同是转让种子的专有生产经营权而非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不存在没有登记未生效的问题。4、渝单9号从品种试验到审定,完全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已经通过国家法定的品种审定权威机构的审定,国豪公司的鉴定申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理合法。5、农科院因担保书原件遗失而对担保人撤诉是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准许撤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伪证的问题。三、实体问题。1、国豪公司违约,农科院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合同,法院确认合同解除符合法律规定。2、虽然合同于2008年4月29日解除,但是合同是一个整体,国豪公司应当赔偿农科院的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损失,合同约定的六年期限正是农科院的预期利益,国豪公司应当全额支付品种生产经营转让费。3、渝单9号的审定结果记载渝单9号适合于重庆市平坝、浅丘陵区推广种植,而国豪公司在陕西、新疆等高海拔地域试制渝单9号,当然存在失败风险。且合同约定国豪公司基于对渝单9号的综合了解决定受让该品种的生产经营权,国豪公司独立承担有关商品种子的生产、销售责任,国豪公司应当自行承担试制失败的风险。而国豪公司2005年1月底前就应支付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使用费,却于2005年3月15日才提出生长异常,所谓品种有缺陷只是在其逾期未支付品种使用费已经构成违约后,拒付使用费的借口。国豪公司一直未按合同约定书面告知所需亲本数量,农科院提供的亲本数量足以满足国豪公司口头提出的试制需要。农科院在2005年3月22日的复函中明确提出“若国豪公司还需要(亲本种子),请书面告知”,但是农科院至今未收到国豪公司需要亲本数量的任何书面函件。国豪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前期应付费用违约在先,农科院有先履行抗辩权,不存在违约,国豪公司除应当支付拖欠的品种使用费外,还应当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而不是6万元。请求依法主张农科院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国豪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农科院在二审中申请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晏庆九出庭作证,证人晏庆九的陈述主要包括“审定分国家和省级两级,是由法定机构按法定程序组织试验,再组织同行业专家进行综合评审,达到新品种标准后颁发证书,通过审定后无需再鉴定。品种证书上明确记载了适用范围,超出限定范围,品种生长可能不正常。审定的品种有最佳推广年限,一般是3-8年,也有特殊情况,有的70年代审定的品种现在仍在推广。国家对品种的时效性没有硬性规定。品种审定针对的是品种本身,同时也要对品种亲本的特性进行考察。审定品种的区域性与亲本生产的区域性是重合的,亲本也只能在适宜区域生产”等内容。农科院认为证人证言证明品种的审定是国家的行政许可,品种审定合格证书颁发后无需再进行鉴定。审定的品种有适用范围和时效性,最佳推广时间只有3-8年。国豪公司质证认为行政审定不能等同于司法鉴定,国豪公司申请对渝单9号及其亲本进行鉴定,证人混淆了品种本身和亲本的概念,陈述不客观。本院认证认为,证人晏庆九的证言客观真实,没有明显违背科学原理的陈述,国豪公司虽提出质疑,但并未举示反驳证据,该份证人证言可以采信。除上诉状中提出异议的事实外,国豪公司还提出没有收到农科院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的技术资料,农科院函件中所称技术资料发送到的电子邮箱地址是错误的;人事部门关于农科院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是复印件,不应采信。农科院认为双方的往来函件可以证明国豪公司收到了技术资料。国豪公司对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批复复印件有异议可以申请法院调取原件,但是却没有申请也没有提出相反证据,该份批复应当采信。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对国豪公司是否收到技术资料各执一词,但是从双方的往来函件来看,农科所2005年3月22日致函国豪公司告知其技术资料已经发送,若未收到,可以再发;国豪公司2005年3月25日回函称没有收到,农科院虽未直接证明国豪公司收到了技术资料,但是此后国豪公司未再要求发送技术资料,而国豪公司2008年1月28日的律师函称“国豪公司按贵所提供的亲本和技术资料”,足以证明国豪公司收到了技术资料,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农科院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虽系复印件,但是农科院在复印件上明确记载“此件原件存本院”,国豪公司虽提出异议,却没有申请调取原件,也没有提出相反证据,结合本案原由农科所掌握的证据均由农科院提交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该批复可以采信。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涉及下列问题:
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管辖权只能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解决,(2009)渝高法民终字第119号民事裁定已经作出终审裁定,本案的管辖权已经确定,实体审理中依法不应对管辖权问题进行审理,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存在与管辖权裁定冲突的问题。
关于农科院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农科院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足以证明农科所等五个单位已合并为农科院,国豪公司虽然提出农科所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未批准农科所的债权债务并入农科院,但是未举示农科所债权债务另有继受主体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农科院是农科所权利义务的继受主体的客观事实,故应当认定农科院是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农科所与国豪公司签订的《玉米品种合作合同》的效力问题,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国有单位在国内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审批机关登记,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但是本案《玉米品种合作合同》明确约定转让的是渝单9号品种的生产经营权,其实质是品种权的实施许可,并非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合同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属于依法必须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国豪公司关于合同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玉米品种合作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合同中约定“双方若有违约且协商不成,本合同自动终止”,虽然不是关于解除合同的明确约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农科院在多次催收欠款未果的情况下依法有权解除合同。农科院2008年4月25日的律师函明确提出“自本函送达之日起正式解除渝单9号《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已经是解除合同的正式通知,邮件查单证明该函已于2008年4月29日送达国豪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一审法院确认农科所与国豪公司2004年3月22日签订的《玉米品种合作合同》已经于2008年4月29日解除并无不当。
关于国豪公司是否违约及是单方违约还是双方违约的问题。按合同约定,国豪公司在一审判决确认的合同解除之日前尚欠品种使用费616667元,但是国豪公司认为农科所未按合同约定的生产计划数量提供亲本种子,造成其2005年不能正常生产,2006年后完全没有生产,不应支付尚欠的全部品种使用费。本院认为,合同约定自2005年起,国豪公司按生产数量支付品种使用费每公斤0.5元,国豪公司计划种子生产量为2005年15万公斤,2006年30万公斤,2007年60万公斤,2008年100万公斤,国豪公司承诺2005年-2008年生产数量若达不到上述规模,仍按上述规模支付品种使用费,若超过上述计划,按实际数量支付品种使用费,可见2005年至2008年期间,即使国豪公司的实际生产数量未达到上述计划,仍应按上述约定支付品种使用费。至于农科院是否按上述计划提供亲本种子的问题,因合同中只有国豪公司需按保底生产规模支付品种使用费的约定,没有农科所应按计划提供亲本种子的约定,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在每年1月30日前书面告知甲方下季(年)所需亲本数量,并确保按约定数量、价格购买”,可见农科院提供亲本种子的义务的履行以国豪公司书面告知所需数量为前提条件,而国豪公司未能提供需求亲本数量的任何书面函件,双方的往来函件中也未提及渝单9号的亲本种子数量问题,故农科院在提供亲本种子数量问题上不构成违约,国豪公司关于农科所应按约定的计划生产数量提供亲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国豪公司拖欠农科院品种使用费616667元,已经构成违约。关于国豪公司提出渝单9号没有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也不享有任何独立的知识产权,农科院也未进行任何成果保护公司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中虽有农科所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概括表述,但是对知识产权的具体表述为“享有品种审定育成单位的所有权,成果申报权和获奖权,生产示范结果及制种基地及数量的知情权”,不存在任何涉及品种权的表述,而关于“甲方向乙方提供制种技术资料,并负责有关品种审定和成果保护工作”的约定,也未涉及甲方必须申请品种权保护的问题。况且合同转让的是渝单9号品种的生产经营权,亦不以渝单9号享有品种权保护为转让的先决条件,对成果的保护也不限于获得品种权,故渝单9号是否申请或享有植物新品种权,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农科院并不因此而构成违约。至于农科院是否提供技术资料的问题,本院已经查明国豪公司收到了技术资料,农科院不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渝单9号玉米种及其亲本的品质是否存在缺陷,是否需要进行鉴定的问题。国豪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在新疆和陕西试制失败,不能证明失败的原因是渝单9号亲本存在缺陷。根据合同约定,国豪公司基于对渝单9号的综合了解,决定受让该品种的生产经营权,并独立承担有关商品种子生产、销售责任。渝单9号的审定结果中明确说明适宜重庆市平坝、浅丘区推广种植。国豪公司在与重庆市地质、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的新疆、陕西等地试制渝单9号,本身就存在失败的风险。国豪公司2005年3月15日的来函中已经提到2004年在新疆试制失败,但是在此后的来函中均只是寻求技术支持,并未对亲本质量提出异议,直到农科院2008年1月14日提出再不付清欠款将终止合同后,才于2008年1月28日的律师函中提出亲本存在缺陷,故国豪公司应当自行承担在渝单9号品种审定适合推广的区域外试制失败的风险。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渝单9号的品种审定是对该品种进行生产、销售和推广的行政许可,审定结果是对渝单9号品种来源、产量表现、特征特性、栽培要点、制种要点和适宜范围的综合审查和认可,其中品种来源和制种要点部分均涉及父本和母本,且均未提出亲本存在缺陷的问题。审定结果具有权威性,无需再另行鉴定。国豪公司对渝单9号品种及其亲本进行鉴定的申请,应当不予准许。农科院也不存在因亲本存在缺陷而违约的问题。
关于农科院的部分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国豪公司拖欠的品种使用费最早应在2006年1月底前支付,其诉讼时效截止到2008年1月31日,因农科院2008年1月14日向国豪公司发出了催收欠款的律师函,诉讼时效已经中断,应当重新计算,故农科院在2008年12月11日起诉主张2006年至2008年合同解除时的品种使用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国豪公司是否应当全额支付育种补偿费的问题。因合同约定育种补偿费为一次性支付,且合同解除的原因是国豪公司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国豪公司关于以合同解除时间为限,只应支付4年育种补偿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国豪公司应当全额支付育种补偿费。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国豪公司存在迟延履行的违约行为,应当支付违约金,但是100万元过分高于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酌情主张6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国豪公司对农科院提交的担保书文字打印和印章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因农科院已对担保人重庆市科华生态园林有限责任公司撤回起诉,该担保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国豪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66.67元,由四川国豪种业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李 佳
代理审判员   黑小兵
代理审判员   李 剑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付 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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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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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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