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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高云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技术合同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2008-01-09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吉民三终字第29号

上诉人高云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以下简称特产所)技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吉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云的委托代理人吴万军、高永炎,被上诉人特产所委托代理人高颖、张殿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7年9月,郑海发被特产所录取为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野生动物疫病,入学后在导师高云、邱惠深的指导下,与聂金珍共同负责组织当时左家特产研究所科研人员吴玉林、吴威、程世鹏、苗丽、牛景华等人从事狐脑炎疫苗的研究工作,该研究属郑海发、聂金珍等人的自选课题,特产所虽然未专门立项和提供专项经费,但郑海发所需试验费用及试验用的狐狸均是特产所提供的,对此特产所提供的郑海发的报销凭证可以证实。另外,郑海发在硕士论文的有关说明中也记载试验所用狐狸是特产所提供的。1990年10月,郑海发、聂金珍负责的狐脑炎疫苗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高云欲将代表此阶段研究成果的九份资料报农业厅进行鉴定,但特产所不同意申报。高云当时任长春现代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生物所)法定代表人,遂利用长春生物所的名义进行了申报,高云在申请书上同时标注特产所是成果完成单位之一,但特产所未在该申请书上签章。经吉林省农业厅鉴定,认为郑海发、聂金珍研究小组关于狐脑炎调查FAV一2病毒株分离与鉴定、间接ALISA诊断、犬肾传代细胞化弱毒疫苗研制,选题准确、设计合理、方法先进、数据可靠、分析正确,对狐脑炎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吉林省农业厅在鉴定报告中确认的完成以上技术成果的单位有两家,第一是特产所,第二是长春生物所,但申报鉴定所需要的全部九份技术材料都是郑海发研究小组完成的。其中主要文件是四份研究报告:一、我国狐脑炎流行病学调查;二、FAV-2病毒株的分离与鉴定;三、狐脑炎的间接ALISA快速诊断技术;四、CAV-2病毒的致弱及预防狐脑炎的CAV-2弱毒疫苗的研制。报告一是高云和郑海发共同起草的,报告二是郑海发起草的,报告三主要是聂金珍起草的,报告四是聂金珍起草的,上述四份报告的原稿至今仍保存在特产所档案室。长春生物所在申报过程中,未提供任何技术材料。郑海发1987年9月到特产所学习,1990年9月毕业,学习期间修完了研究生全部课程,其毕业论文是狐脑炎疫苗的快速诊断方法(即向吉林省农业厅申报技术成果的报告二),郑海发的研究生毕业审核表研究生工作情况一栏中,记载其与有关同志初步完成了狐脑炎弱毒疫苗研究。郑海发的研发工作得到特产所的大力支持,特产所的科研人员聂金珍、吴威、吴玉林等十余人都参加了郑海发的课题研究,并作出了一定业绩,其中聂金珍还是报告三、四的主要起草人。特产所不但为郑海发进行狐脑炎疫苗研究工作提供了人力上的支持,而且提供了实验场所、试验用狐狸及相关设备和费用。吉林省农业厅确认上述技术成果后,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 9 9 1年4月对此项成果登记公报(吉林省科技成果登记公报第二期总第二十五期),确认此项研究成果属于特产所和长春生物所共有。在郑海发毕业之后,特产所为将狐脑炎疫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成果继续进行深化研究,于2004年向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申报了新生物制品的申请,现正在审批中。高云在职期间曾三次因公去美国进行研究工作,回国后,于1988年7月1日离休,但并未离岗(高云的研究员聘期从1986年1 2月起至1990年1 2月止),继续从事在职期间未完的调研课题(水貂犬温热、病毒性肠炎和肉毒梭菌中毒三联疫苗),并将其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微生物研究室学习研究时该所申大为教授送给他的狐脑炎毒株,供郑海发与聂金珍组织的狐脑炎疫苗课题组研究使用,同时又作为郑海发的研究生导师进一步参加了有关狐脑炎,疫苗的研究工作。1990年11月高云利用特产所的技术资料,以长春生物所和特产所的名义申报了狐脑炎疫苗的成果鉴定,当时特产所并未授权高云代为其申报,但申报成功后,特产所接受了吉林省农业厅授予其的技术成果鉴定。当时高云任长春生物所的法定代表人,故有条件利用该单位的名义进行申请,但该单位并没有从事与狐脑炎疫苗研制有关的工作。郑海发研究生毕业以后,特产所仍继续进行狐脑炎疫苗的研制工作,相关人员的研究成果在多份学术期刊上发表,聂金珍、吴威、程世鹏、郑海发、牛景华、苗丽、吴玉林1990年12月20日出版的《毛皮动物饲养》季刊上发表了《狐脑炎犬肾传代细胞弱毒苗的研制和应用》;1991年3月出版的《特产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和中国农学会特产学会联合主办)发表了聂金珍、吴威、程世鹏、苗丽、牛景华、吴玉林撰写的《狐狸脑炎-犬温热细胞培养弱毒二联育苗免疫试验》;1992年1月出版的《特产研究》期刊上发表了郑海发、聂金珍、吴威、苗丽、程世鹏、牛景华、吴玉林撰写的《狐狸脑炎流行病学调查》;1992年《中国农业科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第25卷第2期发表了聂金珍、郑海发、吴威、程世鹏、吴玉林、牛景华、苗丽、高云撰写的《犬腺病毒一2型病毒株的致弱及狐狸脑炎弱毒疫苗的研究》;1993年《毛皮动物饲养》第一期发表了聂金珍、吴威、张洪英撰写的《狐脑炎的诊断与防治》。上述撰稿人在发表文章时都已经注明其工作单位是特产所。且上述人员1988-1990年在狐脑炎疫苗研发和申报科技成果期间一直在特产所从事工作和学习,并不存在被聘至长春生物所工作的情况。
原审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高云是否是吉林省农业厅所确认的有关狐脑炎疫苗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二、高云是否与特产所存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对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一、高云不是该技术成果的完成人。理由:1、吉林省农业厅对有关狐脑炎疫苗的技术成果进行鉴定所依据的全部九份技术资料都是特产所提供的,包括:(l)《我国狐脑炎调查、FAV一2病毒分离鉴定、间接ALISA诊断、犬肾传代细胞化弱毒疫苗研制工作报告》;(2)我国狐脑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报告一);(3)FAV一2病毒株的分离与鉴定(研究报告二);(4)狐脑炎的间接ALISA快速诊断技术(研究报告三);(5)CAV-2病毒的致弱及预防狐脑炎的CAV一2弱毒疫苗的研制(研究报告四);(6)狐脑炎弱毒苗制造及检验试行规程;(7)狐脑炎疫苗使用说明;(8)疫病应用证明、效益分析报告;(9)查新报告。特产所在庭审中提供了这9份资料的原稿,高云质证亦无异议。高云虽然主张其是该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但不能提供对技术成果进行鉴定所需的原始资料,也未能证明其曾在国内外各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杂志上登载过有关狐脑炎疫苗研究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相反,特产所的研究人员郑海发、聂金珍、吴玉林、程世鹏、苗丽等人在国内各种学术载体上发表了多项记载狐脑炎疫苗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2、高云主张特产研究所用的毒株,是其1988年至1990年期间自费去美国取回的,但未能提供其曾自费去美国的护照和机票等直接证据。相反,在特产所的人事档案中,高云的业务工作报告记载其“六•五”时期曾三次出国:(1)出席国际第四届野生动物病害会议;(2)赴美考察学习野生动物疫苗、抗原制造及野生动物研究;(3)赴美学习与合作研究,在申大为博士工作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兽医学院的微生物研究室工作四个半月。高云提供的中国农学会的证明,第一不能证明高云自费去美国的事实;第二不能证明申大为教授向高云赠送狐脑炎毒株的事实;第三不能证明高云自费在特产所以外其它单位进行狐脑炎疫苗研究和试验的事实。因为中国农学会既不是出入境管理机关,也未见证申大为向高云赠送毒株及高云进行有关狐脑炎研究和试验的过程,故中国农学会提供的证明不是直接证据,不能证明高云所主张的事实。故综合全案证据应当认定申大为教授是高云在职时因公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微生物试验室工作期间向高云赠送的狐脑炎毒株,该毒株应属于特产所所有,高云将该毒株交给特产所是职务行为。(三)1990年9月30日,长春生物所声明将其享有的有关狐脑炎研究的成果转归高云所有,原审法院不能支持。因为,第一,长春生物所未进行过该项研究,在申报过程中也没有提供任何技术材料,其不是真正的技术成果完成人;第二,1991年4月吉林省科委科技成果公报中公告了长春生物所是有关狐脑炎疫苗研制成果的完成人,高云如果认为此成果属于其个人所有,应根据有关规定在3-4月内提出异议,经原鉴定单位吉林省农业厅审查后才能确认高云是否为该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之一;第三,庭审中高云承认其是长春生物所的法定代表人,那么其利用作为该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在申请鉴定之前即声明该技术成果中长春生物所的份额属高云所有,实际上剥夺其他权利人对高云是否为该技术成果完成人提出异议的权利,这种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予支持。(四)特产所是吉林省农业厅对有关狐脑炎疫苗研制成果鉴定时所确认的完成人,而高云不是。高云在特产所没有主动申报狐脑炎疫苗科技成果鉴定的情况下,利用参与郑海发调研小组的研究工作,掌握郑海发等人研究资料及担任长春生物所法定代表人的条件,以长春生物所和特产所两家单位的名义申报了科技成果鉴定。吉林省农业厅根据高云提供的鉴定材料所进行的认定在技术层面是客观的,但在确认长春生物所是技术成果完成人是错误的,即其认定的两个成果完成人中只有特产所是真实的,而长春生物所是不真实的。长春生物所已经声明其未参加过狐脑炎疫苗的研制,该声明不损害他人利益,可以采信,但是长春生物所声明高云是狐脑炎疫苗的研制人,同时又声明该研制成果是高云个人所有的非职务成果的行为不能支持,因为这种声明剥夺了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并且长春生物所也没有这种权限。高云是以特产所研究员兼郑海发导师的身份参加狐脑炎疫苗研制工作的,参加狐脑炎疫苗研制工作是职务行为。高云主张其是离职后,以个人身份从事狐脑炎疫苗研制的主张不予支持。因为,第一,高云1 9 8 8年7月1日虽然离休,但未离岗,因为高云的研究员聘期未满,特产所提供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聘书证明高云研究员聘期为1986年12月至1990年1 2月;第二,高云所带的研究生郑海发并未毕业,高云仍继续担任研究生导师职务;第三,高云在职期间,曾承担另一课题-水貂犬温热、病毒性肠炎和肉毒梭菌中毒三联疫苗的研究,高云离休后,因为未完成该课题调研任务,仍然继续承担此课题的研究工作。(五)高云主张其在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住所在北京)的实验室完成了中试,但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证明:“经查,(一)我所所有试验人员均在统一动物实验室从事动物实验。迄今为止所内动物实验室未饲养过狐狸。另外,1990年前后,我所没有条件进行疫苗中试试验。(二)经查档案,未见有记载关于狐狸脑炎疫苗研究的有关材料。
二、高云与特产所没有合同关系,理由:(一)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高云提供的两份书面合同,只有高云自己的签字,没有特产所的签字、盖章,高云也承认特产所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的事实。(二)高云关于其与特产所已实际履行技术成果转化合同的主张不能支持。因为,第一,尽管特产所研制狐脑炎疫苗时的初始毒株是高云提供的,但该毒株是高云因公出国期间带回来的。第二,吉林省农业厅的鉴定已经确认技术成果的完成人是特产所。高云虽然参加过狐脑炎疫苗的研制,但属职务行为,不能取代特产所作为该技术成果完成人的身份。(三)特产所对狐脑炎疫苗的研制仍处于中试阶段,高云称其将毒株交给了特产所中试车间主任吴玉林和技术负责人聂金珍。1989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门发布的《兽用新生物制品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新制品应经过实验室试验、田间试验、中间试制、区域试验等研究过程,取得完整的数据,提出制造及检验规程草案。第1 6条规定:农业部审查批准新制品并颁发其质量标准,发给研制单位《新兽药证书》,持有《新兽药证书》者,方可申报正式科研成果或进行技术转让。由此可见,狐脑炎疫苗作为一项尚未完成中试的新制品还需进行区域试验等研究,还未取得《新兽药证书》。同时因为高云向特产所提供毒株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所以特产所中试生产的行为与履行合同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一、因为高云并没有提供可供特产所进行转化的技术成果,故不能适用《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法》,另外,该法是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因为高云称其向特产所交纳技术成果的时间是1990年9月,所以高云所主张的争议不能适用该法。关于高云没有向特产所提供可供转化的技术成果有以下根据:第一,高云不是吉林省农业厅鉴定通过的狐脑炎疫苗研制成果的完成人;第二,高云个人没有进行过狐脑炎疫苗的中试,不掌握狐脑炎疫苗的中试成果;第三,高云称其向特产所中试车间主任吴玉林和技术负责人聂金珍提供CAV –2弱毒株、制苗细胞株、关键性制苗技术三项技术成果,前面已经认定毒株是高云因公出国期间带回来的,向特产所交纳毒株是职务行为,其余三项因吴玉林和聂金珍未出庭作证故不能认定。二、高云提出要对特产所的销售成本、收益进行审计虽然因特产所不提供财务帐簿和会计凭证未能进行,但因为已经认定高云与特产所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故本案不需要鉴定仍可以进行判决。综上,高云与特产所之间无合同关系,其主张解除与特产所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并要求特产所给予其提成款并赔偿其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驳回。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云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 0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 010.00元、其它诉讼费100.00元,共计40 120.00元,由原告高云负担。
宣判后,高云不服,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评判错误,评判理由和认证标准违反法律规定,导致错误认定事实并错误判决。对上诉人高云提供的四十二份证据,一审法院对高云离休证和郑海发毕业论文两份书证予以采信,对其余四十份证据,均不予采信,其评判理由错误,应予纠正。
2、对证据认定的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高云于1998年7月1日离休后,自选课题、自行承担研究费用,于1988年自行去美国同申大为博士合作,进行了狐脑炎疫苗研究,回国后,在中国药监所研究员邱惠深、研究生郑海发协助下,完成了田间试验及小试、中试。 (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特产所虽未对狐脑炎疫苗课题进行立项和提供经费,也不同意申报鉴定,但认定高云申报鉴定所需要的9份技术材料是由郑海发研究小组完成的,其中4份材料的原稿在特产所保存,聂金珍、吴威、吴玉林等人也参与了研究,特产所提供了试验场所,试验狐狸及相关设备、费用。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第一,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郑海发研究小组”这一机构,且郑海发本人已作证予以否认;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申请鉴定审批表”中申请鉴定项目负责人签字一栏中,没有郑海发等人的亲笔签字,鉴定材料中的有关人员的身份表述都是高云自行编排的。第三,四份材料原稿由特产所留存,并不能直接证明特产所拥有成果权属。特产所对该成果未立项、未拨经费、未申请鉴定,高云是成果技术方案的设计者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其他人都是辅助工作。是高云为单位获奖才将书稿交单位保存。第四,聂金珍、吴威、吴玉林等人已自认没有参加疫苗研制或只从事辅助工作,试验费用是高云自筹的,在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进行试验,狐狸由省毛皮总公司养狐场提供。(3)一审法院认定,高云于1988年7月1日离休后,并未离岗。在职期间提供狐脑炎毒株。1990年11月,利用特产所技术资料申报鉴定,特产所多人参与狐脑炎研制,研究所成果在学术期刊发表。该认定是错误的,第一,高云于1988年7月1日离休后即离岗,一审法院认定未离岗无证据支持,高云离休后偶尔从事与单位有关的工作,与是否离岗及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第二,毒株是高云离休后于1988年10月去美国带回来的。第三,高云申报的技术资料是其个人研究编制的,特产所的部分人员做了辅助性工作,如按高云要求起草材料等,但该技术方案的提出及对成果的研制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是高云个人。第四,成果通过鉴定后,高云所带的学生、技术人员、辅助人员等,为了单位和个人获得学术奖励、职称等,在内部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论文与高云和特产所的合作关系及成果归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3、一审法院对焦点问题评判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高云不是成果完成人所依据的五点理由均不能成立。高云申请鉴定提供的九份技术资料不是特产所提供的,是高云自行编写的。一审法院认定高云在离休前去美国取回毒株没有证据证明。特产所有关人员以长春生物所人员名义辅助高云个人进行疫苗研制,长春生物所代高云进行申报鉴定,长春生物所是代理行为,权利应属于高云个人。特产所当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高云为了与特产所合作,为本单位争得荣誉,才在特产所不同意鉴定的情况下,自行填报了特产所名称。(2)一审法院认定高云与特产所没有合同依据的三点理由不能成立。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商谈合作条件,起草合同文本,特产所对合同进行审查等事实存在。高云向特产所交付了CAV—2弱毒株、细胞株、关键性制苗技术,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特产所虽未在合同上盖章签字,但接受了高云提供的技术,进行了生产,依据合同法第37条的规定,双方约定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依法成立。特产所依据高云个人提供的技术,进行中试生产,取得高额利润,特产所应依据双方约定分配给高云个人应得份额。
4、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高云向特产所提供了可供转化的技术成果,我国法律适用从旧兼从新原则,本案可以适用《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法》。高云向特产所提供了技术成果,特产所不提供鉴定材料,应按高云主张的分配数额认定。
5、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吉林省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否认长春生物所为成果完成单位及代高云申报事实,长春生物所已注销,应追加其主管单位吉林省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第三人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判决否定第三人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为特产所收集证据违反法律规定。
6、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三百二十三条、三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法》第三条、第九条进行判决。
特产所答辩称:1、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不存在,其所告诉的合同违约之诉当然不能成立。2、本案涉及的狐狸脑炎疫苗研制科技成果,属于单位职务技术成果,持有人是答辩人。答辩人不可能以自己持有的成果同上诉人签订技术合同。高云是该成果的参加人之一,其参加该成果研究工作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高云在参加该课题研究时虽然提前办理了离休手续,离开了主管科研的副所长职位,但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仍然是研究生郑海发的导师,指导郑海发完成的研究生论文是本案成果的一部分。上诉人高云将从国外带回的毒株、细胞交给课题组也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毒株、细胞本身不是疫苗,只是实验材料,高云带回毒株、细胞是公派出国时带回国的,这些是在课题鉴定原始材料中都有明确记载,所有相关材料、论文均写明毒株来源为特产所客座教授申大为惠赠。狐脑炎疫苗研制课题是由聂金珍、郑海发、吴威、吴玉林、苗丽、牛景华等多名科研人员参加完成的,高云只是参加人之一。该课题的完成是利用了答辩人的特种动物疫苗中试车间,特种经济动物试验场的试验条件,花费了三联苗的课题经费完成的。原判决对答辩人的36份原始档案材料及历史书证给予确认度采用,符合客观实际,符合证据规则,公平公正。原审判决程序公平、公正、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1、双方诉争的狐脑炎疫苗科技成果是否是高云完成的,其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2、高云与特产所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合同的性质与内容是什么,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高云关于要求特产所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问题,双方二审均未提供新证据。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高云认为是其退休后到美国,得到美国的申大为教授赠与的狐狸脑炎疫苗毒种,并先后在美国的实验室和北京的中国兽医药监察所进行了实验室的小试和中试后研制成功的,并将研究成果以特产所和长春生物公司的名义申报了科研成果,当时特产所不同意以其名义申报。狐脑炎疫苗的毒种是申大为赠与其个人的,整个研制过程也是其独立完成的,其他人员仅起辅助作用。由于研制时已离休,因此其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因此该技术成果应归高云个人所有。
特产所认为高云确实从美国带回了毒种,但申大为是特产所的客座教授,毒种是赠送给特产所而不是赠送给高云个人的;狐狸脑炎疫苗的研制不是高云个人完成的,是特产所与课题组的成员共同研制的疫苗,虽然高云已退休,但仍受聘带研究生,课题组的郑海发就是高云带的研究生。因此,狐狸脑炎疫苗不是高云个人完成的,而是课题组完成的,高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该科技成果归特产所所有。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是:高云从美国带回申大为赠与的狐脑炎疫苗毒种。1990年11月由高云填写有关申报材料,向吉林省农业厅申报了科技成果,科技成果名称为:“我国狐脑炎疫苗调查,FAV—2病毒株分离鉴定,间接ELISA诊断,犬肾传代细胞化弱毒疫苗研制”,鉴定材料上记载的成果完成单位是长春生物所和特产所,主要研究人员为郑海发、聂金珍、吴玉林、张凡、吴威、程世鹏、苗莉、牛景华、戴晓春、高云、申大为。双方争议的主要事实是:1、申大为赠与的毒种是赠给高云个人还是赠给特产所的?2、该科技成果是由高云其个人完成还是由课题组共同完成。3、高云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一)高云曾经是特产所的副所长,申大为作为在美国的爱国华人曾经回国,并被特产所聘请为教授,高云也曾以职务身份到美国访问,因此高云对其主张的其退休以后以个人身份到美国并获得申大为赠与的毒种负有举证责任。高云举出的证据是皮毛总公司经理的证人证言,但在没有相应的机票、护照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一份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高云的主张。申大为赠与的毒种不能认定为赠与高云个人的。另外,毒种本身不是科技成果,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实验才能制出疫苗,制成疫苗的方法才是科技成果的核心,毒种赠与高云个人还是赠与特产所对科技成果归属不起决定性作用, 研制疫苗所进行的智力活动才是科技成果所保护的对象。
(二)高云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高云是该科技成果的主要参加人,但不能证明是其独立完成的。理由是:(1)申报材料均由高云填写,申报手续由高云经办,成果材料的原稿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高云完成的,但并非全部由高云完成。(2)高云本人书写的鉴定申请书上主要研究人员共十一名而非高云一人;(3)高云提供了证人吴玉林的证言三份,吴威、聂金珍、邱惠深、胡嘉骥、姜春生、廉浩哲、郑海发、杨福合、丛丽的证言,其中,吴玉林是原特产所中试车间主任(现已死亡),其他证人证言前后有矛盾,邱惠深的证言经吉林中院调查不属实,吴威、聂金珍的证言前后矛盾,姜春生、廉浩哲、杨福全、丛丽的证言内容与此焦点无关。只有郑海发证明该科技成果属高云个人完成,其他人都是辅助工作,特产所没有进行过狐狸脑炎疫苗的研究工作。以上证人证言内容不稳定,相互存在矛盾,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和证据概然性原则,这些证人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高云的主张与其个人书写的书面材料相矛盾,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对此事实的认定只能以书面记载为准,即该科技成果由课题组完成的,高云是该科技成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三)高云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理由是:1、虽然当时高云已退休,但特产所聘任其为研究生导师的聘书尚未到期,郑海发就是高云带的研究生,高云仍有可能在特产所从事相应的职务行为。2、狐狸脑炎疫苗的书面材料均在特产所完成,由高云、郑海发等人书写完成后,经特产所有关领导签字批准后打印,所有申报材料均在特产所存档。聂金珍等其他课题组成员还就此项目撰写了一些论文。3、该项目的申报人为特产所和长春生物所,长春生物所属于市科委下属单位,负责人为高云,高云未提供长春生物所的工商登记情况,长春生物所是否真实存在无法认定。高云在申报狐狸脑炎疫苗科技成果时,为规避可能产生风险,不以个人名义而以特产所和长春生物所名义进行申报,特产所对此行为未加以阻止并对申报结果予以认可。高云为规避风险而放弃以个人或课题组的名义进行申报,说明其已将自己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
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高云提供了两份由其起草的书面合同,内容为高云与特产所合作开发狐狸脑炎疫苗,利润双方各50%。虽然特产所未签字盖章,但特产所已实际投入生产,获得了丰厚利润,说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特产所应按合同约定给付高云50%的利润。特产所认为,合同是高云单方形成,特产所始终没有同意,狐脑炎疫苗科技成果本来就属于特产所,不存在与高云利润分成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高云提供的两份合同均无特产所的签字或盖章,因此可以肯定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特产所与高云是否存在实际上的合同关系取决于该科技成果归属于高云个人还是特产所,或者归属于双方共有,也就是取决于该科技成果是高云个人独立完成的还是与课题组共同完成的,其研制狐脑炎疫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如果是高云个人独立完成的科技成果,其行为又不属于职务行为,那么虽然没有签订合同,特产所实际上已经开发和生产了狐脑炎疫苗,获得了利润,合同事实上已经成立并履行了,反之,则不能认定合同成立。如前所述,狐脑炎疫苗科技成果并不是高云个人独立完成的,其行为性质属于职务行为,狐狸脑炎疫苗科技成果应归属于特产所,高云与特产所之间未就合同达成一致,双方间的合同关系不成立,高云提出的“按照合同约定生产狐狸脑炎疫苗的利润双方按各50%分成,因此应对特产所的利润情况进行审计,根据审计情况分得50%利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特产所承认该课题为科研人员自选课题,高云作为成果的主要参与者有权获得相应的报酬或奖励,但高云在本案中未提出相关诉讼请求,因此高云可就此另行向特产所主张权利。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诉讼费40 12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0 0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 010.00元、其它诉讼费100.00元)由高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丹秋
代理审判员   郜会实
代理审判员   付 丽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薜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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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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